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构建：逻辑、内涵、遵循
程圩 李颖 程宿钱 隋丽娜
摘要：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文化遗产大国，我国要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的重要作用，就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逻辑基础、内涵意蕴和遵循原则，构建起符合中国遗产特性、中国国情和国人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等内涵的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建构“人、遗产、社会”三者内在统一的关系，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激发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内在联系和认同；
建构面向人口众多、共同富裕、物质和精神、人与自然和谐、和平发展的阐释与展示；
遵循原则是要对历史负责、对遗产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
关键词：文化遗产；
阐释与展示；
中国特色；
逻辑基础；
内涵意蕴
长期以来，在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体系的影响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阐释与展示工作被打上了浓厚的“国际烙印”。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世界遗产数量排名第一的文化遗产大国，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突破西方社会主要针对遗产信息的原真性、遗产结构的完整性为主要特征的阐释叙事结构，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讲好“遗产故事” “中国故事”，确立和传 播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象征，实现中华文化的对内凝聚力、吸引力和对外传播力、影响力，创新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情感叙事结构的国家目标，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况
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的《阐释我们的遗产》是遗产保护领域阐释问题研究的开端。该书强调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必须通过阐释才能让公众了解它们的价值与意义，并提出关于阐释的六项原则：一是阐释内容的彼此关联；
二是阐释比提供信息更为重要；
三是阐释是一门艺术；
四是负责阐释的人目的不在于知识的单向流动，而是激发人扩大兴趣和知识面的欲望，并理解事实背后的真理；
五是阐释必须遵循整体性原则；
六是对于儿童的阐释，不应该是对成年人阐释内容的简化，必须因材施教[1]。阐释不是简单的认知，而是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中公众会以一种整体的方式重新体验自然或历史。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根植于自身的时代背景，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探索。认知心理学、现象学、符号学、批判理论、话语分析等为遗产阐释的研究带来了多元的研究视角，其中认知心理学占据主导地位[2]。威廉·哈米特（William E. Hammit，1981）认为，蒂尔登的遗产阐释六项原则出发点是个人的洞察力与反复的经验而不是学术理论，这是一种局限。为此他根据认知心理学提出，公众与环境相互联系的能力取决于头脑中的内部模型和刺激物的展示方式[3]。韦切尔卡（Vecerka，1994）提出遗产阐释的三个层次：
激发兴趣、建立联系、启发大众。艾莉森·赫姆斯（Alison Ham，2006）在《思考·英格兰遗产的观点变革》中指出，“由于大部分文化遗产需要依靠自身去维持运营工作，因此遗产必须要以公众的需求为主，创造公众想要参观的内容”[4]。
随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阐释”内涵也不断地被国际文件所丰富。《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1956）、《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1962）将“阐释”与“展示”归入公众教育一项，将其作为提高公众遗产保护意识的手段。《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展示”与“保护” “保存”等并列 为国家的责任。随着遗产阐释理论的不断完善， 《巴拉宪章》（1999）提出阐释应当提高公众对遗产的认识和体验乐趣，同时应具有合理的文化内涵，是展现遗产地文化意义的方式。《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宪章》（2008）对“阐释”与“展示”进行了定义，阐释是指一切可能的、旨在提高公众意识、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地理解的活动；
展示，尤其指在文化遗产地通过对阐释信息的安排、直接的接触，以及展示设施等有计划地传播阐释内容。可以看出，前者强调价值理解，后者强调价值传播，是一种动态耦合的关系，共同为遗产的教育服务。ICOMOS《国际文化遗产旅游宪章》（2021）提出，“通过易于公众理解的文化遗产阐释和展示，提高公众意识和游客体验”，进一步丰富了阐释与展示内涵。
（二）国内研究概况
近年来，国内遗产阐释与展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国际理念和规范的解读。郭璇（2009）[5]、陈曦（2012）[6]、孙燕（2012）[7] 等，通过《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宪章》中“阐释”与“展示”概念的溯源，以及相关国外文献的分析，认为遗产阐释与展示不仅能用于大遗址领域，在历史场所利用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第二，中国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理念研究。卜琳（2012）[8]、黄琼等（2014）[9]、王长松等（2020）[10]对文化遗产阐释体系进行了探讨；
王璐等（2016）[11]结合中国大遗址类型特点，总结和建立了适宜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阐释与展示原则。第三，中国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实践研究。秦红岭（2017）[12]、李金蔓等（2018）[13]、王镜等（2020）[14]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公园和大型线性遗产，如大运河、长城、丝绸之路等的阐释与展示进行了评价分析。
综上，国际上对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在国内，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力度不断加强，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也逐渐成为学术热点话题。相比于保护与利用，阐释与展示研究还相对较少，尤其是如何构建符合中国遗产特性，国情发展实际，国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特点的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还需进一步探索。
二、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三重逻辑
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建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遗产领域的理论创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历史土壤，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探索，有着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阐释与展示的指导思想，理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的指引下，结合文化遗产发展实际和时代内涵，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开创出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思想的东方新境界。
1.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
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化遗产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其诸多经典著作中都有关于文化遗产的论述。其中，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和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思想的基本观点。
文化遗产的历史继承性。每一代人都在利用前人遗留下来的遗产进行生产生活，马克思在《致瓦·安年柯夫》指出：“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產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
的历史”[15]。列宁也强调要充分利用好人类已有的文化遗产，“如果连知识分子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遗产都不利用，我们就不能建设政权”[16]。同时，文化遗产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都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如马克思谈道：“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永远是和前一代的思想体系有密切的一一肯定的或否定的联系”[1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遗产的历史继承性表明，遗产需要传承，更需要在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传承，没有超越或者脱离自身历史语境的“历史传承”。
文化遗产的创新性。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艰难历程，因此，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文化遗产，也不能对其进行任意改造，要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解读文化遗产，创造性地展现其所蕴含的深厚价值。
2.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文化战略和政治战略，它通过解构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国家可以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那么统治阶级的权利也可以分为“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任何政党要想获得人民的拥护、维护自身领导地位，首先要占领文化领导权，因为“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挺身而出。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 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19]。葛兰西提出：
“一个社会集团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行使‘领导权；
以后当它行使权力时，它成了统治者。但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它仍然必须继续‘领导”[20]，也就是对市民社会的领导。
文化遗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资源，应该在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独特的文化滋养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本土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传播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工作始终遵循着西方的标准和原则，更多的是遵从国际权威化遗产话语体系，缺乏自身在文化遗产领域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交融的背景下，中国如何从文化遗产大国走向文化遗产强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遗产力量”，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遗产保护利用之路”，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话语体系和传播体系，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权”。
（二）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历史逻辑
我国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古代先民很早就意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阐释、展示和传播。这些或是作为统治者维持政权的工具，或是自古以来朴素的自然观念的影响，又或是个人的兴趣所致。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的原因都促使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有效阐释、展示和体现，使得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
1.古代朴素的自然观
在古代，人们的生存对于自然的依赖性很强，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靠天劳作，靠地生存。对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人们自然而然产生了深刻思考，在不断认识和实践中形成了较为朴素的自然观。
（1）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证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上，人要做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1]。“故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22]。《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梁惠王上》中“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些先民的智慧无不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自然观。
中国古代在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实践探索，到两汉时已形成了以尊重自然规律、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等比较成熟的古代生态观。以“月令观”为例，始于先秦，成熟在两汉。《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则，法也，四时、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故曰时则，因以题篇。” 同注又云：“得在时，不在争；
治在道，不在圣；
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
水下流，不争先， 故疾而不迟”[23]。
（2）自然保护的法令规章
我国古代生态保护的思想不仅仅是停留在认识和思想交流层面，还设立了相关法规和制度等将理论付诸生产生活实践。如周文王颁布的《伐崇令》“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我国生态保护法开端的《睡虎地秦墓·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产荔，麛□（卵）□，毋□□□□□□毒鱼鳖，置罕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綰（棺） 享（槨）者，是不用时”[24]。同时还设立了专门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周礼》记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秦汉时期，虞衡制度分为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畴官等，该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些规章制度形成和管理机构设置，以国家意志来塑造先民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
2.古代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构成
古代对于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1）器物化的物质遗产阐释与展示
在我国古代，“器物”“古物”的保存、展示更多是一种实力、财力的象征和维护政权的需要。朝代的更迭、政局的稳定、民众的笼络、文化的统一，这些都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进行维护巩固。古代历朝历代就有保存前朝遗物的习惯，但这种习惯多是统治阶层将其政权合法性的某种工具或仅为满足个人私好。商周青铜器上有铭文记载“子子孙孙永葆用”。商周王室、贵族宗庙内“多名器重宝”。最早提到“文物”一词是《左传》， “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但是这时多指代礼乐典章制度，纪录以示纪规。汉代皇室“创置秘阁，以聚图书”；
唐代文人雅士热衷于收藏和鉴赏前朝器物，“每著新衣看药灶，多收古器在书楼。”（唐·张籍《赠王秘书》）将它们束之高阁，或是摆放在室内以供日常把玩。这些记载是古代对于“文物”最为明显的阐释意识与展示行为。
（2）生活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民众，延续于民众。本土性极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展示多由民众自发，在无意识中随着日常生产、生活进行着展示， 并把自己对生命的追求和对生活的向往投射于其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发展的过程就是民众自觉的文化意识、文化态度、文化行为的一种生命构建和情感展现。
古代先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现今如此清晰的认知与科学分类，但是对于传统节日习俗或是手艺的传承等都有“日用不觉”的自觉行为。口口相传是最为直接常见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将其用诗歌书籍等实物载体进行记录、展示、传播。民间文学，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代表，以及明代杨慎编纂的《古今谚》《古今风谣》等都在文字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民众的日常生活、礼仪风尚等；
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体育、游艺与杂技等经常出现在各类传统节日庆典上，如在燕礼、射礼等礼仪中广泛使用《诗经》中的《关雎》《采蘩》等；
传统美术、技艺，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传统医药，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集秦汉以来的医药理论并应用于医疗实践；
民俗与民众生活融合最为直接，春节、清明、端午龙舟、七夕乞巧等各类节日或习俗都延续至今。
同时，我国古代出于统治的需求，设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收集制度——“采诗制度”。它是由外交、行政和乐官等行政体系参与设计，借助歌诗阐释与展示的内容深入了解地方风俗、观察百姓好恶、反馈行政得失，形成借助礼乐考察政治得失的施政理念，塑造了文学艺术关注现实的鲜活面目， 建构了文艺参与国家治理的模式[25]。采诗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朝，使臣出使时也有采诗职责。
从历史逻辑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及其阐释与展示体系，但形成了基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特点的对待文物的态度、主张和行为。一是主要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彰显阶层、政治身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仪式性、象征性；
二是有着一套规章制度和展示仪式，如“采诗制度”，举办群体性的节事仪式、庆典活动等；
三是形成了由官方主导逐渐向社会民众自发展演、表达的过程。尤其是明清之际，随着市民阶层崛起，民间对文物收藏兴起，对其阐释与展示逐渐呈现出世俗化、市民化和生活化特征。
（三）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实践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遗产作为国家文化建设重要组成，经历了艰苦探索、曲折奋进的历程。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充分利用、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能丢，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结合时代精神继承发展历史文化遗产，胡锦涛同志强调历史文化遗产要保持民族性与体现时代性[2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阐释、展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发展之路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进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仰韶文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27]。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阐释与展示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厚的西方色彩。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将文物保护纳入政府管理。1982 年《文物保护法》公布实施，将“文物”以法律规范化，其阐释与展示也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其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1）1949—1965年的开拓创建阶段。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同时掀起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保护法令陆续颁布，保护机构相继设立，保护制度纷纷创建，全国博物馆体系逐步建立，奠定了新中国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发展的基礎。
（2）1966—1977年的曲折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遗产成为“破四旧”的主要冲击对象，刚刚起步的文化遗产事业受到严重冲击，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工作举步维艰。
（3）1978—1991年的恢复发展阶段。文化遗产战线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在文化遗产保护、阐释展示、法规制度、对外交流、管理体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逐步走向正确的发展轨道。主要通过加强博物馆、文保所等机构进行展示，且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4）1992—2012年的快速发展阶段。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化遗产事业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以及国民文化需求不断提升，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迎来发展的春天。此阶段的阐释与展示更多带有发展经济的色彩。
（5）2012年至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8]。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肩负着彰显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强国等时代使命。
2.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式
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式，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是其中典型代表。
（1）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博物馆仅有21座，数量少质量差，业务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落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博物馆设施逐渐齐全，藏品保存、展示环境有了明显改观，逐渐呈现公益化、公众化、多元化特征。同时，以生态博物馆形式保护、阐释、展示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丰富了博物馆展陈体系。目前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6565家，地域分布广泛，呈现门类丰富、特色鲜明的博物馆发展新格局。
（2）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1990年代末到2009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综合了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博物馆以及公园建设的阐释与展示理念逐渐兴起，为社会所接受并由试点步入规范化建设。目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55家，立项80 家，初步形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
（3）国家文化公园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与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既有理念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立足我国本土文化的创造，是我国从“文化”角度对自身历史文化遗产的审视，对自身文化遗产特性的尊重， 对东方文化特色的彰显[29]。国家文化公园将“文化”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服务化，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阐释和展现，在人们日用不觉中或休闲体验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它是传承中华精神、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30]，展示国家文化形象的生动载体。目前，有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
三、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事业开辟了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31]，要求文化遗产要保护也要有效展示，充分展现其价值，惠及民众。为此，我们应积极构建具有中国遗产特性、中国国情，符合国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的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该体系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核心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32]。文化遗产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是具有象征符号系统集合而成的特定文化场域，是一种承载人类社会文化记忆的特殊储存方式和符号载体，承载着国家记忆和集体文化记忆。因此，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建构核心理念就是要努力构建“人、遗产、社会”三者内在统一的关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和多元化展示手段勾勒历史脉络、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唤醒民众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记忆，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激发个人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同频共振。该体系的时代精髓和活的灵魂就是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活化、阐释、展示。其最大特征是有别于西方以真实、完整信息传递的技术维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维度、彰显中华文明和文化自信的文化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维度的有机统一。
（二）内涵意蕴
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表达和生动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和意蕴也必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本质内涵。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和展示体系呈现如下内涵意蕴：
一是面向人口规模巨大的阐释与展示。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特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更是文化遗产发展面临的现实情况。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要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观赏需求，提升文化遗产游览覆盖面，让文化遗产发展惠及更多人群。
二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阐释与展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和现实任务。做好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工作，让文化遗产价值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贡献独特力量，在实现共同富裕层面发挥巨大作用。
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阐释与展示。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既要体现遗产文化属性、也要体现其物质属性，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推动遗产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应关注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阐释与展示。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工作要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阐释与展示必须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要以尊重当地风俗文化和自然生态系统为前提条件，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中找到最佳平衡点。
五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阐释与展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战略要求。中国不仅要关注自身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工作， 更要积极主动与其他国家开展文化遗产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为世界遗产保护利用、阐释与展示、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遵循原则
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必须立足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就应该做到对历史负责、对遗产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
1.阐释与展示要对历史负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33]。对文化遗产进行历史性阐释，就是要将其放入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还原历史真相，从不同层面反映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科学技术、民俗民情、文学艺术等信息。通过对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实现游客正确的历史观的确立以及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识，激发对历史和情感的认同乃至国家认同。因此，阐释不是简单的照镜子式的历史性叙述，而是用大历史观、更系统更广阔的视角阐释历史。
2.阐释与展示要对遗产负责
正如弗里曼·蒂尔登所说，“恰当的解说的确能直接保护遗产，而解说最重要的目的也许就是保护”，所以“负责任”的解说、阐释、展示首要的或者根本的任务就是保护遗产。“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34]，每一位参与其间的保护管理者、社区居民、游客都要秉持“对遗产负责的态度”，给遗产以最大的尊严，而不是经济建设中的“催化剂”，更不应该是“历史包袱”。同时，对遗产负责的阐释与展示态度就是要把遗产当作“活化石”，而不是“木乃伊”。同时，对文化遗产的传承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5]。
3.阐释与展示要对人民负责
“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历史文物资源属于我们及子孙后代，人民是历史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从多元走向一体，形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是必然要求[3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延续发展中华民族之魂，文化遗产的有效阐释与展示是对中华民族之魂的有效延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37]。要继续推动博物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化公园等事业发展，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让文化遗产说话，发挥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等作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阐释与展示要对世界负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加强文化交流，倡导文化平等，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创新，加强文化合作”[38]。要让文化遗产“走出去”，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要有开放性，要重视对外展示传播和国际交流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出国（境） 展览500余项，成为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金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交往活动中展示与传播中国文化遗产。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 开幕式致贺信，强调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39]。继续推动文化遗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拥有国际话语的中国特色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体系，可以有效提升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影响力，为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经验。
[本文受陕西省科技厅“国家公园视角下秦岭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和传播技术与应用”项目（2023-YBGY-414）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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