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东西文化论争再思考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五四”前后那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特质、关于中国文化应往何处去的论争，至今依然没有过时，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精神世界。感谢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的邀请，让我来这里的“文博讲坛”做这场应时的讲座。我之所以题目称为“再思考”，不仅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因为“五四”100年了，相关学术领域对于“五四”的研究、讨论，已然很多，而现在更需要立足今天，作回望反思。也是因为关于这个话题，我自己曾在1990年发表过一篇论文，以《“两种人”与“两种文化态度”》为题，做过初步的论述探讨，发表在《江汉论坛》上。那时基本是用了一分为二的思路，在肯定“科学与民主”启蒙主义新派救亡图强意识的同时，指出他们的偏颇和过激，同时，对于尊重传统，维护国粹的所谓“旧派”“保守派”，特别给予了学术上的理解和思想史上应有地位的评估②。对于刚刚告别思想禁锢、走向学术自由与开放的三十年前的学术界来说，肯定“保守派”的学术意义和思想史价值，是那篇文章写作的目的所在吧。

现在看来，对于自己以前的认识与持论，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再思考。以往所谓“新派”“旧派”二分的评判，到现在，仍然是人们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体定势，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难免流于表面，未必妥贴与准确。从刊载文化论争重要文章的几个主要杂志来看，新旧阵营并非划然有别，同一杂志，同时刊登新旧派的文章;同一个人，也往往同时在三个或四个杂志上发文章，既在所谓新派的杂志，也在所谓保守派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再从论争者的知识素养看，新派有旧学的根基，旧派有新学的教养。这是重要的事实。而从论战者的学术人生实践来看，激越于批判者，稍后多有自我沉淀与反思;所谓保守的思想守旧者，却正有人默默耕耘于西学的引进。

所以，今天想就这些反思，谈谈自己进一步的思考。

一、两个概念

第一个问题，说说五四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属性，从发生背景和内容轨迹来看，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而论。

我们回顾历史来看，众所周知，1897年，胶州湾沦为德国殖民地。1914年，日德在中国山东开战，日本占领青岛。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在山东享有特权。1919年4月，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再次提出“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日本”。同年5月4日起，中国各地相继出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号召“收回山东利权”“反日反帝”“抵制日货”等等，掀起一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

1915年，上海《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新青年》转至北京继续出版。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延揽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辜鸿铭、徐悲鸿等各派人物到北大任教。1918年1月，《新青年》改用“白话版”，新式标点迅速影响波及其他报刊杂志。同年5月，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抨击“吃人”的封建文化。这时，除了清末卓然独立于潮头的《申报》外，《新青年》《新潮》《东方杂志》《甲寅》《论衡》等，一大批杂志活跃在思想文化界。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过程与文化轨迹。

可以说，五四运动无疑是由青年学生发起，后来有城市工人、商人等市民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口号、宗旨鲜明，时间短，起讫点明确。五四运动第一次显示了中国城市知识分子、大范围的民众，在新时代的觉醒，自觉参与到关系到社会政治、国家命运的行列中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一些留洋回国新派知识分子所倡导，以民主、科学等为旗帜，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思潮与文化追求，其实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思潮性的文化运动、思想运动，其参与者是知识分子、学校师生，它的历时更长，一般以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为始，而它的下线是哪里？到什么时候？各家也是众说不一的。有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下限的，认为新文化运动孕育了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有以1921年为下限的，认为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摇篮之一;也有以1923年社会史论争甚至更晚的时间为下限的。可以说，其兴起明确，声势渐大，其发展转折，进而渐渐沉入在民国众多思想文化的现象中。因此，要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其实也是更为多元复杂一些的。

顺便说一下，日本人是怎样看待五四运动的？

当时的舆论界与学术界有几种说法：

一种是叫做“英美煽动论”，代表人物是小林丑三郎，认为五四运动不是以学生为主导发动的，那些领导者与组织者，都是亲英美派人士、留学英美归国的人员，或者是美国在华教会大学的人物唆使煽动的，是一场空前的反日运动。是英美在华势力通过组织与支持这次运动，以反日达到重整在华利益的目的。这派代表了日本政府的言论立场，完全是从政府的利益角度出发的。

一种是叫做“社会进化失调论”，代表人物有贵族院议员江木翼，他说，十九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倾向政治民主化，中国人受此世界大潮的影响，辛亥革命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带来了社会的进化，中国人也懂得争取自己的国家权益了，这是可喜的，是好的。但是，中国人的进化毕竟起步太晚，骤然兴起，对于怎么样处理国际事务还不太有经验，还很不成熟，这次的学生运动，就是一种幼稚的、过激的行为反应，所以，他说这是“进化失调”，比如，他说全民都走上街了，但是这些上街游行的人，不懂得国际关系条例，不懂得国际法。还有一种论调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商人暗中发动和操作的，为的是抵制日货，挽回中国商人自己的利权。

以上都是对中国存在的一种无视，对中国人爱国进步、民主意识的一种无视。所论大都是基于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以争取日本在华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前提的。

与上不同的，是大学教授们的言论，主要包括：“反抗日本侵略论”与“民主进步论”。东京大学寺尾亨是一位国际法教授，辛亥革命期间，曾来中国协助革命党人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对日本一系列对华政策不滿，特别是对日本侵略性的“二十一条”的总决算。还有的大学教授也提出，日本外交政策是受“贪婪的资本主义的沙文主义”所指导，中国的反日运动正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东京大学的吉野作造，他是一个日本的共产党，他的眼光和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代表了日本最先进的五四运动观。他说，日本舆论界把五四运动说成是由于外国人的煽动是不正确的，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立场来看，这是中国建立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体现。他还说，侵略成性的日本，不但受到中国青年的反对，也受到我们这些日本人的反对。吉野作造是日本的进步思想家，他曾经做过袁世凯的顾问，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事实。在中国历史上，袁世凯是一个不光彩的、倒退的、反动的皇帝，但是，在当时，他也曾想领略世界最先进的知识与思想，他请的是吉野作造做他的老师。这似乎也印证了我今天想说的一个主题——新和旧，东与西，在当时的中国，其实是混合杂糅的。吉野作造希望促进建立中国政治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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