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桂林的讲学活动及艺术创作

主持军政的广西臬司蔡希邻、史淳之等人对康有为在桂林的第二次讲学也给予一定物力、财力支持。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记载了当年圣学会的盛况：“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岐按察希邠激昂高义主持之，乃为草章程序文行之，借广仁善堂供孔子。行礼日，士夫云集，威仪甚盛。既而移之依仁坊彭公祠，设书藏讲堂义学，规模甚敞。”这为其举办圣学会、建学堂、办报纸等一系列活动准备了艰实的基础和后盾。

康有为在桂林举行的相关活动比第一次到桂讲学时的形式丰富，先开圣学会，如其一八九五年八月在北京开设强学会一样的宗旨，培养维新变法人才，宣传他的治世理念.提高社会知名度。后又相继成立了广仁学堂，创办了广西第一份报纸——《广仁报》，不再像第一次讲学那样单纯的授课，借助媒体舆论来宣传和扩大自己的学识观念和维新思想。《广仁报》的内容较丰富，主要有：论说、时事新闻、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短评等，这对当时处于信息闭塞、思想保守的桂林地区来说，无疑是一股强大的新学识潮流，打开了桂林人的眼界与思维。短短五个月时间，处于边疆地区的桂林居然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活跃地区之一。梁启超对此评价：“北肇强学于京师，南开圣学于桂海，湖湘陕右，角出条奏，云雾既拨，风气大开。”

桂林良好的维新变法氛围，各种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对康有为触动很深刻，让他有种归属感，以至于对此吟诗曰：“康岩素洞久据此，羡绝南宫惊倪迂，行将筑室老于是，天许桂海为衡虞。”（“衡虞”为其中进士检工部的职务）康有为认为桂林是自己的理想居所之地，望能安身终老于此。又说“碧水青山数驿程，幽幽桂树最多情。每念名山思再宿，重来摩石认三生。”体现出他对桂林摩崖的眷念，暗示康有为的碑学思想。观龙隐岩《元祜党人碑》康有为赋诗三首《游龙隐岩绝名》，其中一首日：“媪相熏天锢党人，鞭鸾笯凤已千春。只今龙隐岩边路，却为遗碑动马尘。” 康有为写了三十多首关于桂林的山水诗作，编成《游桂诗集》，“一方面真实地展示了他既热爱桂林山水，甚至希望终老于此，又怀抱救亡图存大志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也曲折地反映了在全国开展维新运动的艰难。”

但在1898年，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桂林圣学会被取缔解散，《广仁报》被封停刊，康有为在桂林的石刻书法也没有免遭厄运，多数被铲毁，今只存《康长素风洞题名》和《康有为题“素洞”并跋》两件。秀峰书院山长曹驯在当年的科举考试时，更是以《天下大悦论》为题，嘲笑康有为的变法失败。然而，康有为在桂林传播的新学思想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成效，极大地推动了桂林文化教育从传统走向新时代，从旧学向新学的进程加快，在广西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沦为保皇党，但曾受其教诲的学生们却能顺应时局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希望而各自奔劳。如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马君武，后成为同盟会中反封建的重要成员，又成为广西教育界卓有影响的学者。曾将康有为请至桂林讲学的龙泽厚，后参加过多种民族启蒙运动，成为反封建的革命党人，并在抗战间与文化名人梁漱溟等人进行文化抗日活动，与李济深等爱国者成立抗战宣传机构。因此，康有为在桂林宣传的维新思想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桂林进步学者。

三、第二次游桂观《元党人碑》

“刻跋题名”与题诗作品

龙隐岩《康长素观元祜党人碑题跋》是康有为第一次来桂讲学时所刻，《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十一月，游广西，住风洞，刻记于党人碑。搜得康岩素洞，自名而刻石焉。……寓桂凡四十日，往来在山水窟中亦四十日，日日搜岩剔壑，及赴官绅燕会，若经年矣。”在《南海先生诗集》卷三和《万木草堂诗集》中，康有为述其携门人重游龙隐岩时赋诗三首，并述日：“丁酉（1897）四月，攜门人龙积之、龙赞侯、龙佐臣、汤觉顿、王浚中等十余人，骑马游龙隐岩，摩抚党人碑，刻跋题名其下。”这是康有为第二次再来桂讲学时，再观《元祜党人碑》，应该再有“刻跋题名”。然在今《元祜党人碑》旁并不见有题刻的痕迹。桂林图书馆现存的横幅行草书《游龙隐岩七绝》，不知是否为此次所作三首诗其一，未署年月。

康有为留存桂纸质书法主要有三件：扇面楷书《康有为兵甲满天地五律诗》（1894），横卷行书《康有为游普陀杂咏五首》（1895），横幅行草书《游龙隐岩七绝》。第一件楷书碑味浓厚，体势方扁，气象古朴典雅。后两件书体风格动态较强，书体开张纵横，将碑的峻励方拙与行书的流畅俊美相融合，笔势舒展又极力夸张化，运笔时迅时缓，意致翩然，浑穆狂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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