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

总结。

就游牧研究的代表人物和成果而言，19世纪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森-史密斯（Robertson-Smith），代表作《早期阿拉伯的亲属关系与婚姻》（1885）沿用了人类学界的“裂变宗族制”理论来解释游牧社会的关系性质；提及的游牧社会的“契约”性质，迄今仍被认为是游牧政治的显著特征。20世纪早期的情况与19世纪大致相仿。出现的一批传教士作品已经具有部落民族志的特征。色里曼（Seligman）的《卡巴比时：一个苏丹的阿拉伯部落》（1918）很长时间在人类学研究中具有影响力。巴纳德（Bernard）等人的作品也很著名，但更多的体现地理学性质。这个时期的研究还有：穆雷（Murray）（1935）对《沙漠考察指导》的附带性考察，马克金托斯（Macjintosh）对于巴哈马牧民的早期研究（1938）等。但总体上理论性不足，缺乏民族志特色。

罗伯森-史密斯之后的游牧研究空隙，在20世纪30年代也还未得到补充。而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1940）无疑是此后人类学游牧研究的传世之作。他的观点主要集中于非洲人类学（畜牧文化），以政治裂变理论分析社会结构（宗族谱系研究）。拉铁摩尔（Lattimore）在《中国亚洲腹地边疆》中提出游牧文化有可能是对政治控制的反应而不仅是对环境影响的反射，成为影响深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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