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杜绝对学校下达升学指标

评价学校和教师，不得给学校，学校也不得给教学班和教师下达学生考试成绩或升学率的指标；不得以此排列学校、教师、班级的名次，也不得以此作为评价他们工作好坏、进行奖惩的主要依据；学校、教师不得按学生考分高低排列名次、张榜公布；努力办好每一所小学和中学。义务教育阶段不应分重点学校（班）与非重点学校（班）。所有学校都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凡已开办的，各地要认真研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限期撤消。

减负故事

1995年，张琳那时还是北京市某重点高中的高一学生， “小学是在很一般的胡同小学上的。我那时候傻乎乎的，也不知道用功，所以小学毕业也没考上重点初中。” 她说，直到有一次考试，她的名次落到了第25名，才开始急了。随着中考的来临，她突然就感受到了一种前途命运的压力。整个初三年级，同学们都被那做不完的习题和反反复复的测验、考试。又一次发习题，仅数学一科就发了大16开纸19张，老师要求一周内做完。虽然，老师也说过，做不完也不要勉强。可是谁不玩命做？你不做，别人做了，考试中就要吃亏。张琳说，那时自己每晚都到12点才能睡觉，最晚到过凌晨两点。而早上照例六点多起床，因为中考，该从8点上的第一节课提前到了7：30分。张琳原以为考上了高中，总可以轻松几天了。一进校门老师就开始讲考大学的事了。老师告诉张琳，学校虽然是重点学校，可是只属于重点里的二类学校，连一类学校都不能保证100%的升学率，她们就更不能懈怠了。高一时候，张琳每天写作业的时间也需要几个小时。

1995年，孙刚的女儿读高二，他是北京某机关干部。“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最辛苦的就数女儿了，早上7点到校，晚上做功课至少到10点多，只有星期天才能看半小时电视。”孙刚说，女儿的学校已经加了三次课。当时，就有媒体指出：“旧社会三座大山都被推翻了。但是，孩子头上的‘课程’山‘作业’山，却屡推不动。在中国，政令唯独在减轻学生负担长期上失灵。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更权威地操纵着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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