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差异及其信仰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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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内地和香港被社会各界广泛地认为属于文化上的同根同源，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媒体对这种认同鲜有质疑，对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少有探讨。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对在某跨国企业工作的内地和香港员工，以及香港社会人士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有效问卷的统计运算发现，内地与香港员工之间在权力差距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两地主流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思想信仰不同造成的。

关键词：内地与香港文化差异；权力差距；不确定性规避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6—0149—03

一、研究背景

香港历来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和内地的文化一脉相承。然而，文化是多层面的，也是可以变迁的。100多年以来，内地的政治、经济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一直都是中国人自己在管理自己的国家。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一直是英国人在主导着社会各层面的运转。在如此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两地的文化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两地经济往来的剧增，内地的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从发表的文章来看，人们似乎达成了两项共识：一)中华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根(或底蕴)；二)香港文化的特点是中西合璧或中西交融。此后，虽然仍有不少文章探讨两地文化差异，但是其结论与上述两项共识大同小异。两地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深度上似乎陷入了停滞，鲜有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处挖掘：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哪一部分在港人身上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形成的?多数学者从政治、经济等直观层面解释了香港文化变迁的原因，但是较少有研究从两地人们思想的深处来解释这些变迁。有的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缺乏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二)文化研究理论也显陈旧。对于此种看法，本文作者深表赞同，并进一步认为，一些研究不是理论陈旧与否的问题，而是根本有没有理论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霍夫斯泰德的民族文化维度理论为基础，运用采自某跨国企业以及香港社会的一线数据，分析内地与香港在权力差距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上的差异，并从中西文化内核的深处——儒教、道教、佛教以及基督教来探讨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二、文献回顾

本节将回顾本文所依据的跨文化研究领域一个经典理论的要义及其更新研究。

(一)霍夫斯泰德民族文化维度理论

荷兰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以下简称霍氏)及其领导的研究小组于20世纪70年代通过IBM公司在全球53个国家分支机构，分两次发放11万多张调查问卷。依据问卷中所取得的数据，霍氏于1980年发表了使他声名远播的著作《文化的后果：工作价值观的国际差异》。在书中他甄别出了民族文化中的四个维度，即权力差距、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阳刚性与阴柔性，并在这四个维度上，使用不同的指数对53个国家和地区加以区别和比较。从此，各国学者在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时有了数据支持。1988年，霍氏与帮德(M.Bond)合作，在霍氏理论中增添了第五个维度——长期／短期关系导向。与其他维度不同的是，它没有设定国家或区域指数。

霍氏理论自30年前面世以来，收获了无数的赞誉和褒奖，同时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和批评。但是，无论怎样，霍氏理论在国际跨文化研究学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是迄今为止本领域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企及的。他的民族文化的指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但是他的四个民族文化维度概念将会长期引领跨文化研究。本文拟采用霍氏理论中的“权力差距”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来对比我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文化，因为这两个维度是影响人们社会行为和组织行为最深层次的价值观。

权力差距大小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接受程度。接受程度高的国家，即是权力差距大的社会；反之，即是权力差距小的社会。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不同的民族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有不同的态度和措施来减免风险和威胁。有的民族对这种不确定性总感到焦虑和不安，因而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来规避它，因而谓之高不确定性回避民族，比如德国和日本。有的民族，对不确定性比较能够容忍，谓之低不确定性规避民族，例如阿拉伯社会。

根据霍氏1980年版的文化维度理论中，香港的权力差距指数是68，属于“小”的范畴；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是29，属于“低”的范畴。中国内地没有维度指数，因为IBM当年在中国内地尚没有设立分支机构。1997年，费尔南德斯等学者弥补了这个缺憾。

(二)费尔南德斯等学者对霍氏理论的更新研究

在霍氏理论面世之后，有一些学者认为一些国家的文化维度指数不准确，或由于当年的测量不准确，或因为文化发生了变迁，需要更新。1997年费尔南德斯(以下简称费氏)等学者根据源自9个国家的数据，对霍氏理论进行了补充与更新，取得了多项进展，其中两项与本文有关：一)发现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维度指数发生了变化；二)弥补了霍氏研究的遗憾：增添了两个重量级的文化大国——中国内地和苏联。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定量与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量的工具是問卷调查，其设计的理论依据是霍氏民族文化维度理论。思辨的依据是文献资料。本文由于是一项大规模跨文化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因此仅选取了该研究项目调查问卷中测量“权力差距”和“不确定性规避”的五个项目。这五个项目均出自霍夫斯泰德当年的调查问卷。

本文的数据一部分源自TCL集团。本文调查问卷的受访人员包括在该公司工作的中国内地员工、香港员工，以及法国员工和俄国员工。本研究分发了800份问卷，回收436份。回收率54.5％。本文数据的另一部分来自香港社会。2009年下半年，笔者通过邮递和电子邮件向300位香港人士发送了调查问卷，回收119份，回收率39.6％。在两次回收的有效问卷中，选取了300份，输入LSPSS(社会科学软件包)进行统计运算。在对这些问卷进行初步分析之后，结合国内外文献资料加以分析与解释。

四、运算结果与分析

运算结果表明，我国内地人士与香港人士在权力差距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上显示了较大差异。

(一)权力差距维度

根据SPSS计算，内地人士的平均指数为2.71，香港人士的指数为3.61，差别很大。在本研究的设计里，指数越小，权力差距越大，即越能够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指数越大权力差距越小，却越不能忍受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简单地说，内地的权力差距较大，而香港的权力差距较小，两地在权力差距维度上相距甚远。这与霍氏(1980)和费氏(1997)的研究均有所不同。在费氏(1997)的研究里，内地人

士的指数是14.5，权力差距属于小的范畴；在霍氏(1980)的研究里，香港的指数是68，约高于平均数(59.22)15％，属于权力差距大的范畴。表1将这些差别进行总结。

本文数据表明，中国的权力差距较大，这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儒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一生追求的目标是要为人类社会从混乱走向和谐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这就是“礼”。“礼”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实际上等于强调，人与人之间要讲究尊卑长幼。唯此社会才能稳定，家庭才能和谐。

香港的权力差距較小，究其原因，在于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讲究人人平等。在英国100多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儒教在香港社会虽然仍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根据香港学者Kwong的研究，“儒教信者在历史上任何阶段均没有在政府取得重要领导职位”，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在香港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教堂，其信众不仅占据了政府、工商企业、社会服务等各层面的主要岗位，而且垄断了香港的优质教育资源。经过100多年的熏陶，基督教人人平等的理念深深地扎根于香港的主流社会。此外，20世纪中后期以来，香港工商企业的蓬勃发展为许多人增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香港人的权力崇拜的意识淡薄了许多。相比之下，我国内地在最近100多年以来，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但儒教一直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虽然没有刻意弘扬儒教，但是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强化了儒教的精神内核——对权力的崇拜，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认可。因此，当前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在权力差距维度上存在巨大差异是必然的。

(二)不确定性规避

如前所述，在霍氏(1980)的研究里，香港的不确定规避指数是29，低于平均指数(72.89)40％，属于“很低”的范畴。在费氏(1997)的研究里，中国内地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是14.46，高于平均指数1403，属于“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本研究的结果与上述两个研究的结果刚好相反，即：中国内地属于“低”不确定性规避的范畴(指数3.51高出平均指数18.6％)，而香港属于“高”不确定性规避的范畴(指数2.65低于平均指数11.7％)。表2将这些差别归纳起来。

备注：在本研究里，指数越低，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越高。在之前的两个研究里，刚好相反。指数与维度程度的大小、高低之间的关系，是各个研究自己的设定，不存在统一的模式。

本文所取得的文化指数与之前霍氏(1980)与费氏(1997)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应该算是一个进步。一是因为霍氏的20世纪70年代的问卷调查距今已经30余年了，文化已然发生了变迁。霍氏本人也讲过，一般情况下，30年左有民族文化会发生某些变迁。二是因为费氏当年所用的样本都是在校学生，不具有足够的样本代表性。此外，本文基于数据所取得的关于“香港属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而内地属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的结论，还可以从100多年来内地和香港的思想信仰与宗教信仰那里得到印证、找到渊源。

不确定性规避维度的核心是将不确定性因素置于可控范围之内，而法律和规则是控制不确定因素的有效手段，因此，不确定性规避维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特定社会的公民对于法律与规则的尊重程度。尊重程度越高，它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长期以来，我国主流文化的核心是儒教、道教和佛教。这三个教派对法律和规则都不够重视。在社会管理方面，儒教强调的是“人治”，而非“法治”。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上自皇帝，下至七品官员，都是集立法、执法和行政等多种权力于一身。在制度设计上，社会管理者是可以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长此以往，“人治”深入人心，人们敬畏的是权力，而不是法律和规则。道教强调“无为而治”，认为“国家政权颁布的法令规章越多，人们规避、利用这些法令所采取的手段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不安宁”，主张遵循自然，凡事顺其自然。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无常”，即人生变化无常，人无法主宰人生，无法改变世界。换句话说，佛教认为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规避它，因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可以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共同塑造了人们对于法律和规章的漠视，塑造了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宽容和忍耐。

儒教、道教和佛教自古以来也是香港文化的核心，但是在19世纪中叶香港落人英国的殖民统治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英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在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期间，基督教被统治者带进了香港，并使其居于香港社会的支配地位。根据霍氏的研究，在基督教占主流的国家或区域里，不确定胜规避倾向较高。无疑，处于支配地位的基督教深刻地影响了香港社会，使得香港人士的不确定性规避逐步增高。此外，英国工商企业基于规避不确定风险的管理模式不仅影响了香港的本土企业，也影响了在企业工作的员工。因此，香港与我国内地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上就拉开了距离，即我国内地保留了“低”不确定性规避的特性，而香港社会在这个维度上发生了文化变迁，变成了“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这应该是香港“西化”最重要的特征，也是迄今为止香港与内地之间最实质性的文化差异。这个差异恐怕是以往的研究和媒体报道所没有注意到的。

本文以“权力差距”和“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维度为依据，利用量化数据对内地文化和香港文化进行了测量和比较，发现了显著差异，并结合两地人们的主流信仰，进一步解释了形成这些差距的深层次原因。这在研究方法上是一次新的尝试，在内容上是纵深方向上的突破；对于霍氏理论是部分的更新与补充，对于费氏理论是部分的更正；在社会实践方面，可以使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两地人民在社会行为和组织行为方面的差异，可以提高两地跨境企业在员工招聘、激励约束、劳资关系等方面的管理水平，使企业的管理措施更具有针对性。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涉及的两个文化维度远不能代表两地文化的全部。期待出现两地文化在更多维度上比较与探索。

责任编辑：宋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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